抵达安康:在安康社区听见另一种越南史

抵達安康:在身邊的越南移民故事,企業千金、計程車司機、市場與美甲店的阿姨……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国小社会课本收入过一篇《怒海求生》,讲越南华人乘船逃离越共统治、在南海漂流的惨烈经历。《抵达安康:在身边的越南移民故事》的导言从这篇课文写起,随后指出,课文所依据的《南海血书》后来被检视为不符合事实,带有政治操作的成分;而现实中来到台湾的越南华人,多数是搭飞机来的。这个开头基本交代了全书的立场:官方叙事留下的是一个单一的“难民”形象,这本书要补上的,是更琐碎也更多样的个人经历。

全书由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高雅宁担任编者,十余位作者大多是政大的学生与校友,成书背景是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下的“兴隆安康·共好文山”项目。师生从2019年起,通过课程访谈、陪同参加活动和走访越南华人社区收集材料,初稿完成于2020年夏天,再交由受访者确认细节,有人使用真名,有人选择匿名。书共十章,分为四部:1970年代的战争与逃离,1980至90年代经由“仁德专案”来台,婚后在台湾开店谋生的越南姐妹,以及在语言和身份之间长大的孩子。故事的地理中心是台北木栅的安康社区,这里本是安置低收入家庭的平价住宅,后来也成了仁德专案归侨的落脚处。

导言对仁德专案的梳理,是理解全书的钥匙。该专案由政府透过国际红十字会与越南方面接洽,分四十二批、共六千三百余人来台,规定夫妻只能带未婚子女离开,抵台后可申请入住安康。这些规定解释了为什么木栅会聚起一个越南社群,也解释了后文反复出现的“一人先走、再依亲”的链条。刘凤玲常说的那句“一命救全家”,说的就是这种安排。导言还记下编者2020年初走访胡志明市自由村、居仁村的见闻,居民对着镜头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好拍的。”这句反问,正好点出此类生活史长期无人记录的原因。

第一章写的正是这位刘凤玲。她1947年生于昆明,五岁随家人徒步逃往寮国,辗转河内、西贡,1975年偷渡失败,直到2004年才正式定居台湾。她的小名“定芬”是母亲为防姐弟走散而取,到台湾后才改回本名。作者没有替她下判断,只记下她的回答:拿着哪里的身份证,就是哪里人。随后一句收束写道:“家的所在,即是认同所在。”这句话稍嫌用力,但放在一个迁徙了大半生的人身上,并不突兀。

第四、五章写的是另一类人:原本富裕的家庭。威哥在越南读华校,家里开电影院和五金行。他对采访者说:“讲难听的,我们家以前是有钱。”1975年币制改革,每户只能换到两百块,此后他们在乡下等了十三年,才等到赴台的签证。黎美勤出身寮国商人家庭,来台后起初嫌安康社区环境杂乱而拒绝入住,后来被人骗去数十万元,付不起北投的房租,才由社工介绍住了进去。她说起这笔钱,只说了一句“好可惜”。这两章让人看到,同属“华侨”,来台前后的落差并不一样,社群内部也有阶层的痕迹,可惜书中只点到为止。

第六章的市场阿姨出生在金边,是潮州移民的女儿,丈夫在越南无故被关了七年。1991年全家来台,1998年她在安康市场租下摊位卖杂货,最初一天只卖得出一瓶鱼露。后来越南新娘越来越多,她们问有没有鸭仔蛋、有没有包春卷的香草,阿姨一一设法满足,彰化的蛋农因此学会孵鸭仔,云林的菜农开始种起勒沙叶。一个摊位的需求,竟然改变了农产品的供给,这一段写得朴素,却比许多关于“移民经济”的概括更有说服力。

第三部是全书最有生活气息的部分。美玲姐的无名小吃店每天换菜色,她解释说:“这样客人才会吃得开心啊。”店里的越南姐妹帮忙端菜、自助找零,有人不识字,就拿表格来请她代填,书名因此把这家店称作“隐形的灯塔”。美甲店一章则回答了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越南女性做美甲。答案很具体:门槛低,初到台湾语言不通,在店里工作“不用开口”,又能兼顾带小孩。作者还补充了美甲业在海外越南社群中的来历,以及木栅的客人为什么喜欢找她们:做工的人要修脚皮,市场里的阿姨要被人夸一句“今天怎么那么美”。这些描写没有宏大的议论,却把一门小生意如何长成社群网络的节点讲得清楚。

最后一部转向下一代与教学者。素素和翠翠两位老师是越南来的留学生,在社区华语班教学。翠翠转述导演阮金红的话:“留学生是无法完全理解新住民的生活与处境的。”这种自我审视在学生写作的书里相当难得。第十章的小学生阳阳九岁才来台湾,被降到一年级,班导师用绘本《月亮上学了》向家长解释他为何“不一样”。作者以月亮的升落分节,文字偏文学化,读来有些距离,但“被误认为一般新二代”的处境交代得很准确。

书也有明显的局限。其一,各章以受访者自述为主,如黎美勤家族与省长的轶事,书中只用“她说”带过,没有任何核对或注解,读者难以分辨哪些是家族记忆,哪些是可以查证的史实。其二,叙述偏重温暖与坚韧,美玲姐无证打工被抓过三次、疫情时不愿申请纾困,这类涉及制度缺口的细节一闪而过,没有展开;“灯塔”之类的比喻也容易把结构性的困难化成个人性格。其三,十余位作者笔力不齐,个别章节仍带课堂作业的痕迹。此外,导言对仁德专案的起始年份前后写法不一,一处写1978年,另一处写1976年,对一本强调“历史”的书而言,略嫌不够严谨。

这些不足并没有掩盖书的价值。它的好处在于,把“越南移民”拆开了:有1949年逃出中国的老兵,有被迫改姓的华人后代,有靠一瓶鱼露撑起杂货摊的阿姨,也有不会说中文的小学生。读完之后,木栅街头的越南小吃店和美甲摊,不再只是路过的风景。书里那位安亲班老板娘的话朴素得很:“他们有需要才找我,我能帮忙就尽量帮。”社区里的互助,大概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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