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真接触哈贝马斯，是在某个酷暑的午后，翻开他那本厚重的《事实与规范之间》。那时候我对审议民主还懵懵懂懂，只觉得这个德国老头的句子又长又绕，常常在拗口的段落里迷失方向，却又时不时被某个推论惊得抬起头来。多年过去，哈贝马斯已经成为我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正如本书导读者陈毓翔所说，”哈贝马斯”已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本《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也是他对自己一辈子核心主张的最后一次总结与更新。读完之后，我久久坐在那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既是悲凉，又是某种奇异的安慰。
这本书的篇幅不算长，德文原本只有一百零八页，但它实质上浓缩并统合了哈贝马斯一辈子的核心主张：人如何在社会中进行理性沟通。他倡导的方法是审议民主，而理想的公民审议需要包容的公共领域。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书名里那个”新”字，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六十四年前他为了取得教授资格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年，哈贝马斯创新地透过历史社会学的爬梳，揭示了公共领域的起源定义、社会结构、政治功能以及舆论的监督作用——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介于国家／政府公权力与私领域之间的一种空间；另一方面观察公共领域已发生”结构转型”，亦即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透过咖啡馆办读书会，在沙龙讨论哲学、历史、文藝，甚至办报纸、出版周刊或杂志来针砭时事，逐渐形成舆论与政治公共领域。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大众媒体的普及化与消费文化蔓延，文化批判意识消失最终导致公共领域彻底瓦解。如今，六十多年后，哈贝马斯再次拿起这个问题，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令人忧虑的媒体环境。
大约在二〇一六年，我们的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真相民主”。假新闻、演算法、同温层效应三位一体，不仅破坏并动摇了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基础；同时作为企业获利逻辑的社群媒体，其娱乐化、善于煽动情绪的商业市场特质，加速侵蚀了公共讨论的理性能力和资讯判断能力，最终使得人们连好好说话与彼此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都形加困难。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起自己刷手机的那些夜晚——那些愤怒的转发、那些越看越偏激的推荐算法、那些让人根本无法冷静下来思考的信息洪流。哈贝马斯把这一切称为公共领域的”平台化”：在数位媒体尤其是社群媒体主导的科技社会环境，人人都可以免费注册并使用Facebook、Instagram或YouTube，人人都成为作者，但却是不用负言论责任的作者；在网路上化身无数个帐号的使用者，公共讨论则简化成按赞、订阅与流量。
这种被市场经济盈利包装的媒体现象，结果产生公共领域碎片化——新媒体使用者成为自恋式自我展演的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数位平台并不是中立的，看似赋权给作者，实则让传统媒体或新闻记者本该有的编辑、筛选、批判与议题设定等专业守门人角色尽失，监督和批判的功能散失。尤有甚者，新媒体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排斥异己或异音，模糊了公、私领域之间的界线，破碎的公共领域因此成了半公共领域，从而公共领域不再具有包容性。
我读到这段分析时，心里有一种被说中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那种时刻：在某个社群平台上，你发现自己只看到和自己观点相似的内容，那些不同的声音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哈贝马斯用”半公共空间”来描述这种现象——”既非公共，亦非私人”，反而更像是一种从私领域外溢至公领域的空间，其中进行着一种过去仅存在于私人书信往来的沟通方式。这个比喻让我觉得既精准又令人沮丧。
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正是这本书最让我动容的地方。
从”旧VS.新”结构转型切入，本书承先启后地再度强调审议民主的包容性公共领域之根本重要性与政治功能：人民自主形成意志过程的自由的公共文化。是以，公共领域、沟通理论、公民社会是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的三个理论支柱。他主张公共领域及其形塑的生活世界与公民社会，才是民主行动的主要场域：透过互相理解立场的理性讨论，不仅我们可以取得意见交流，理想上，我们能在批评与争论中改善想法，并且更接近问题的正解。哈贝马斯的目标是双重的，良好、健康的审议民主不仅需要多元开放、涵融异议的公共领域环境；在AI逐渐通行的年代，这个任务同时还需要培养每个新媒体使用者都能成为愿意为自己言论负责并与他人真诚沟通的作者。
书中有一段访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被问及”审议标准以’规范性理想’的角色发挥作用”这种趋势是否值得期待时，哈贝马斯回答说，他当时是以此表述来指称一系列实务上的基本条件，即每当要开始讨论某些说法是否正确时，都”必须”先假设这些条件”实际”存在。他说：”我们作为论述参与者’知道’，若在讨论过程中涉及强制与操控，或相关当事人被排除在外，又或是相关意见与立场受到打压，眼前所见便不是一场’认真的’论证。”这段话读来简单，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对话，需要所有参与者都愿意被更好的论证所说服，而不是只想赢得争论。
这让我想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对话。有多少次，我们表面上在讨论，实际上只是在等待对方说完，然后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有多少次，我们在社群媒体上的”讨论”，其实只是在寻找认同，而不是在寻找真相？哈贝马斯说，”根据整体持续成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今结果证实，我们的民主其实并非坚若磐石”。这句话读来令人心惊，却又无法反驳。
书中关于审议民主的那一章，哈贝马斯与提问者之间有一段关于”澄清偏好”的精彩对话。他说，澄清偏好当然是所有政治讨论的第一步，但讨论另一方面会让人期待参与者于审议过程中”检视”自己起初的偏好，并在见到更好的论述时”改变”这些偏好。藉此，我们可以区分审议式的意见与意志形塑和妥协之间的差异。论述具有认识的功能，因其赋予了”论证所具有的偏好改变力量”一个发挥场域；至于妥协则是在掌有权力者之间，相互让步或以共同利益为筹码进行谈判的结果，既有偏好则保持不变。这两种过程——论述与谈判——都是政治协商的合法形式。
我特别喜欢他对”理想言谈情境”这个概念的澄清。他说，这个概念常被误解，他在一九七二年一篇关于”真理理论”的论文之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容易被误解的表示，且已对此进行了修正，还须考虑此概念被引入时的脉络。他当时是以此表述来指称一系列实务上的基本条件，即每当要开始讨论某些说法是否正确时，都”必须”先假设这些条件”实际”存在。这种对自己早期概念的修正与澄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样子——不是固守己见，而是在批评与反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
书的最后，哈贝马斯意在提醒我们，仍要相信民主法治国或宪政民主架构下的审议民主，这是拯救极化政治的公民希望与理性良药；而他关于数位公共领域困境的解方，我认为表面虽悲观但终究是一以贯之的乐观主义立场。推到底，哈贝马斯意在提醒我们，仍要相信民主法治国或宪政民主架构下的审议民主，这是拯救极化政治的公民希望与理性良药；而他关于数位公共领域困境的解方，我认为表面虽悲观但终究是一以贯之的乐观主义立场。他说：”维持能落实公共领域包容性的媒体结构，以及确保公共意见与意志形成的审议特质，不是政治偏好的事，而是宪法要求的事”。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
本书于二〇二二年九月出版，英译本随即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上市。繁体中文译本虽晚了几年，但译者负笈德国多年，今年初刚取得博士学位，本书直接从德文本翻译而来，比起去年蓝江的简体译本，在解读专有名词与通顺语意上，是更可靠的中译版本。德文本上市快四年，已发行到第四版。可见，在全球民粹浪潮下，哈贝马斯的箴言，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仰需的。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四日，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发布了哈贝马斯过世的消息。这三个月来，国内外各式媒体及网路平台的纪念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一代大师的世界级影响力似乎更胜以往。哲人已逝，所幸，本书在译者与麦田的努力下，为这个感伤的时节，用”翻译原著”这个古典又老派的知识分子方式，继续传承、传播、传颂哈贝马斯的批判精神与现代性理想——在数位民主时代，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还是要读哈贝马斯！
合上这本书，我想起导读里引用的那句话：”人类的未来繫于如何持续深化民主品质”。哈贝马斯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提升民主品质——”维持能落实公共领域包容性的媒体结构，以及确保公共意见与意志形成的审议特质，不是政治偏好的事，而是宪法要求的事”。哈贝马斯如是说。
在这个人人都在刷手机、人人都在发表意见、却越来越难以真正对话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民主不只是投票，不只是多数决，更是一种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愿意倾听、愿意被说服、愿意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选择。
我们还能好好说话吗？哈贝马斯用他最后一本书告诉我们：可以，但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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