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冈本（乔
治·阿甘本）这本薄薄的《例外状态》，第一次读可能会觉得它有点绕，一下子跳到古罗马法，一下子回到二十世纪的苏格兰德国，中间还夹着施密特和班雅明两冤家打笔仗。但如果你能沉住气，把读完，你会发现这本书在又问的，其实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问题：法律真正可运作的方式是什么？
答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法律说你就做什么，而是法律在某个关键时刻把自己悬置起来，然后在这个悬置里，把赤裸裸的暴露在权力的直接支配生命之下。这个悬置时刻，就叫「例外状态」。
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先说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二○○年九月十一日之后，美国小布希政府发出了军事命令，对「涉嫌恐怖活动的非公民」进行「无限期拘留」。被关在关塔那摩的人们，既不是《南方周末》所保护的战俘，也不是美国刑法上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就是「被拘留者」，一种在法律上根本找不到位置的存在。阿冈本引用巴特勒（朱迪思） Butler）的说法，称这些人是「裸命」（nuda vita）的极致化体现：剥去一切法律的身体分，背部下具可以被任何人支配的身体。
这不是历史上的偶发状况。阿冈本想告诉你的是，这种**例外「状态」从二十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常态**——一种治理的民主而不是，只是偶尔在危机中启动的紧急措施。
书的架构其实很清晰，六章，配额主线：一条是历史线，从法国大革命后的戒严状态，到威玛共和国的第四十八条，再到美国林肯内战时期的独裁决定，改正状态在近现代西方的另一条；条是理论线，聚焦在两个关键人物——支持例外状态必须是法律秩序「支持」的施密特（卡尔·施密特），与坚持不懈的态度从法律脉络中「切断」的班雅明（沃尔特）本杰明）——之间延续了三十年的隐密对话与思想交锋。
必要性，从不是一个侦查事实
阿冈本从一位古老的拉丁格言中说起： necessitaslegemnonhabet，「诉不识法律」或「必要者无法循」。这句话有两种读法：一是「紧急情况下法律失效」，二是「紧急情况下自己创造法律」。这两种读法正好对应了异常状态到近现代的根本转变。
罗马的读法是先前——在极端情况下，法律的约束力暂时可以消失。但到了近代，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必要性」反而成了奠定整个法律的基础：国家保存自身的必要性，成了法律一切规范的终极理由。
阿冈本直接说：「例外作为状态之判断基础的诉／必要性，其实远不是一个调查事实，而是攸关宪政基本价值的政治决断。」换言之，没有人能调查地告诉你「现在够紧急了，悬置法律」。谁说了算？君主者。那个君主者是谁？在施密特那个著名的定义里，“君主者即决断例外状态者”——这个循环逻辑，就是阿冈本整本书要解构的东西。
到威玛共和国第四十八条下的「宪政独裁」，再到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违宪征兵并悬置保护令，阿冈本用大量历史案例说明同一件事：例外状态不是民主的例外，而是民主的创造物。正是民主宪政体制的内部吊诡——它需要保护自身，却又在保护过程中破坏自身的基础——让例外法国状态不断被启动，最终成为傀儡。
威玛共和的案例最让人不寒而栗。阿冈本翻出罗西特（克林顿）罗西特）在去年四十八年说过的话：「渗透对于西方民主紧急治理的描述，本书或许会给人以下印象：诸如行政独裁、立法授权、以及渗透行政命令进行立法等治理技术的本质，都只是纯粹过渡与暂时性的。但类似的印象无疑将是一种错误……。这里被描述为危机中的临时装置的这些治理工具，已经在某些国家、并最终可能将在所有国家中成为承平时期也同样存在的常设制度。”这是去年四八年说的，但读起来就像是在今天说的。
法效这个鬼东西
第二章谈施密特的理论，同时引入一个核心概念：法效力（forza di Legge）。这个词听起来像个法律术语，但阿冈本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怪胎。
正常来说，法律效力是法律对人的拘束力。但在例外状态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不是某些法律的东西「具有法律效力」——比如行政命令、紧急措施、总统宣告。同时，法律本身被悬置了，表面上还有效，如图被适用。这就分裂成了两个幽灵：纯粹有效适用的法律形式，和无法律却形成有效力的行政暴力。
用阿冈本的说法，这是一个「将并非法律的事物拟制为法律的法律虚构」。法律效力，在其最极端的形态里，其实是一种法律的欺骗术：让你以为一切都还在法律框架内，而实际上法律已经被架空了。
这个分析推到今天的台湾一点不显着防疫。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员，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条「其他经省政府机关公告之防疫措施」，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不需要国会具体授权。这不就是一个「不宣布紧急命令的紧急命令」吗？ 译者薛熙平在新版序言中也引发了这个吊诡：跨越了长期条款的运用，台湾在没有正式宣布例外状态的情况下，实质上突破了条约国家的基石——法律保留原则。
悬法：那个比独裁更阴险的制度
第三章挖掘出了一个被遗忘的古罗马制度：悬法（iustitium）。悬法的字面含义是「法的停顿」。当罗马共和面临重大威胁时，元老院发布「终极咨议」，号召执政官一般公民能够采取任何保护国家的紧急手段。
阿冈本特别强调悬法与独裁的区分——这个区分妙极了。独裁官是个有明确管辖、有法律规定的官职。但悬法呢？但悬法呢？悬法不设立任何新的职位，也不赋予任何人特殊的法律权力。纳米大臣、既然一般公民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仅仅源于法的置权本身。
用阿冈本的发言，悬法中的一切行为「从法律角度而言既非执法、亦非违法、更非立法，而顶多只能说是不执法」。这开启了一个「与法无关的行动空间」，而这个空间，才是政治行动真正的斗争场域。
我想看看——林一个有明确期限和范围的独裁，这种“什么法律既不适用也不违反”的状态岂不是更危险？因为你连抵制它的合法途径都找不到。
施密特对班雅明：那场绕行了三十年的思想交锋
第四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难读的。阿冈本重建了施密特与班雅明之间进行的一场「公开且隐密」的对话，时间跨度从去年二年级到六年五六年。
故事的起点：班雅明去年二年写了〈暴力之批判〉，试图转型存在一种「纯粹暴力」——既不制定法律、也不维护法律，而是废除法律的暴力。这种暴力外置因此存在法律，无法被法律收编。
密特看到了这篇文章（阿冈本考文章他是《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施行档案》的长期读者，那篇文章就发表在那本刊物上），然后他的回应就是《政治神学》——那本提出「主权者即绝断断状态者」的名著。
施密特的策略是：你说有一种外在法律的纯粹暴力？好，我把例外状态设计成一个装置，把它包进法律里。裁决者决断例外状态，这个决断本身就是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没有任何暴力秩序能真正外在法律而存在。
班雅明的反击，在今年四二年的「历史的概念」第八子题：「受我们压迫者的传统指导，我们生存其中的『例外状态』正是惯例。应该得到致一个与这个事实相符的历史概念。如此一来，在我们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任务：创造真实的例外状态。这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在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的地位。」
笨话穿有点费解，但阿冈本的读得非常：班雅明说，当例外成为惯例，施密特的那一套装置就失灵了——最终决断无法再完成把任务排除「包进」法律秩序的，因为它根本无从区分常与惯例。在这个时刻，暴力与法律之间的「拟制链接」就被揭开了：原来那个「以法律有效」为名运转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没有法律外表的赤裸暴力。
班雅明称这个时刻为「真实的例外状态」——不是施密特设计的那种被收编进法秩序的例外，而是让整个拟制崩溃的时刻。如果说施密特的例外状态是一个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全阀，那么班雅明的「真实例外状态」就是让整座机器爆炸的引信。
巨人之战的当代意义
阿冈本把传染病称为「围绕着一个空缺的巨人之战」，呼应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的巨人之战」。对他来说，施密特与班雅明的对决，在结构上存在论中「存在与语言」的争议：法律似乎需要一个悬置的地带，才能维持对生命世界的指涉，正如语言需要一个不可言说的沉默地带，才能建立其指涉功能。
这个比喻不是学术花招。它的意思是：例外状态不是法律偶尔犯的错误，而是法律构成自身的必要条件。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法律因果能适用于，是它在某个阈界上，把它置于直接的主权支配之下，然后再把这个支配「法律化」。因为集中营、无限期管制、移民审查生命中心……这些看起来像是「法外空间」的地方，在阿冈本看来恰恰是法律秩序的「最纯粹形式」——它们是例外状态的物质化，是法律通过暂停置业本身来显示其最终本质的地方。
这本书让人感到不足
当然，《例外状态》不是没有问题的。
阿冈本的分析有一个支柱的「向心力」——所有的现象最后都被他拉回到了「例外状态的法律结构」这个核心。这让他的理论非常犀利，但也让他错失了很多东西。洪席耶（雅克）朗西埃）就批评他，阿冈本把难民、无证件者、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视为无助的「裸命」，却看不到这些人如何能够动用人权的堡垒，创造出新的政治的主体性。批评说得有道理：把「裸命」设定为政治的终点，有时候反而是在封堵政治的可能性。
王爱华（Aihwa Ong）的批评也值得思考——在亚洲脉络里，例外状态必然只有排除的功能，也有「纳入」的功能：中国的经济特区，就是突破把新自由主义「例外性地」限定在特定区域内，创造出一种迂回的吸纳机制。阿冈本的框架，面对这种更复杂的异常地理学时，就宏观有些捉襟见肘。
另一个问题是：阿冈本在书末提出的出路——揭示例外状态的虚构性，让法律成为「不再有效的用具文」，让人类能够「玩法」——非常美丽，但也非常抽象。他从班雅明那里借来的「纯粹目的」、「无的手段」这些概念，作为哲学思辨的面对终端无助的打击，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引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真实的威权状态，光是「揭示拟制制能」有多少力量？
读这本书的理由
即使还有这些惯例，《例外状态》仍然是必要的一本书，尤其是在这几年之后。
疫情期间，「防疫之必要」成为管控措施的万用理由。口罩令、健康码、疫苗护照、电子围护——这些措施在紧急期间被迅速实施，很多今天也直到撤除。阿冈本在义大利首发的那篇批评文章因为低估了病毒的杀伤力而被人各种愤怒，但他真正关心的那个层面——防疫措施之后的「基础监控设施」的规定将如何持续防疫——现在看来一点不荒。
台湾的阅读等一种特殊的厚度。译者薛熙平在新版序言里做了非常出色的在地化工作：从三十八年戒严、动员戡乱到太阳花、反修例运动，台湾与香港的现代史本身就是「一部例外状态的政治史」。而台湾作为一个在国际法上同等地位未定的「例外国家」，它存在的方式本身就活在例外的灰色里。
这个新版是直接由义大利文原著重新翻译的，译者还因此特别去学了义大利文，谨此敬佩。加上林淑芬的详细导读，这个版本可以说是中文世界读阿冈本最好的入口。
最后，阿冈本在书末说，解出路不提出重新标举道德国的理念来对抗例外状态，因为道德国的存在最终本身依赖例外状态。真正的解法，是因为揭示例外状态作为终极法律拟制的虚构告诉了本质。这个说法悲观又不悲观告诉你——观是你逃不出去，不悲观是你，那座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机器，说穿了一个谎言而已。
而第一步，或许就是像读这本书这样，老老实实地把谎言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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