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卡特．佛汉．芬德利（Carter Vaughn）芬德利）的《世界史上的突厥人：从蒙古高原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历史大迁徙》，是一部试图以「世界史」的宏观视野，重新整理突厥诸民族两千余年迁徙、建国与转化文明历程的通史著作。与土耳其研究学会会长，其学术训练使他既能深入鄂图曼帝国内部的官僚与制度细节，同时将这些细节安放在更宽广的欧亚大陆史脉络之中。本书英文版于二○○五年由牛津大学刊行，明年获颁奖不列颠——科威特友谊协会中东研究奖，现由周莉莉译为中文、蔡伟杰审定，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得以完整接触这部作品。
全书正文依时间顺序分为五章：伊斯兰时代的突厥人及其前身、从塞尔柱人到蒙古人的伊斯兰与帝国、从帖木儿到「火药时代」的伊斯兰诸帝国、现代世界中的突厥人、以及突厥人与现代性。第一章回顾突厥人的族源，指出原始突厥语虽然早在西元前千年之前至五百年间便已萌芽，但「突厥”之名要到西元六世纪才正式出现于中国史籍，并把更早的匈奴、斯基泰人等庭院势力纳入同一条长的谱系拍卖，说明突厥帝国如何在阿史那皇族、腾格里宗教与鄂尔浑河谷圣地等文化符码上，奠定了后世突厥支援的基础。 第二章转向十世纪至十四世纪突厥人大规模回避丝绸之路教的历程，将可能历史区分为奴隶兵、塞尔柱迁徙与鄂图曼崛起三个阶段，并特别强调蒙古帝国统一欧亚草原后，如何意外地诞生了突厥世界的全面伊斯兰化。第三章作者则聚焦于帖木儿之后、以鄂图曼、萨法维与蒙兀儿三大「火药帝国」为代表的近世伊斯兰诸帝国，其中鄂图曼帝国的崛起、繁荣、危机与改革四个阶段，是全书着墨最深、也最见作者功力所在。第四、五章将视野延伸至十九、二十世纪，处理俄罗斯帝国与苏联统治下的中亚突厥人、清帝国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以及鄂图曼帝国解体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最终以苏联解体与后突厥系共和国的劳动结。
本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作者为全书搭建的三重比喻框架：巴士、商队与地面。在〈导言〉中，芬德利以东向西横越亚洲、沿途不断有乘客上下车的巴士，形容今日土其耳身分认同的形成过程；又以更贴近前交通方式的骆驼商队，绘画突厥人涵盖内亚的迁徙轨迹；最终则以撕裂繁复、每一结都存在瑕疵的侧面，比喻讲突厥语诸民族既统一又多元的文化图景。他写道，将横向的跨地区文化交流视为纬线、将纵向的时间尊称为经线，“用经线和纬线织就这幅近代早期的图案”，源自底层汉学家傅礼初的纺织隐喻，贯串全书，成为理解突厥人历史上最诗歌意也是最具解释力的意象。这种写法使一部不知流于年表式叙述的通史，具备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即突厥人如何在保持文化行李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元素、自我改造，却始终未曾丧失身分认同。
在方法論上，芬德利刻意與「文明衝突論」保持距離。全書開篇即針對蘇聯解體後盛行一時、將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描繪為沿著「斷層線」長期摩擦的論述提出質疑，他認為這類理論低估了任何文明內部固有的爭議、分歧與不平等，卻高估了文明之間邊界的堅實程度。作者藉突厥人的歷史指出，这群「在各文明之间游走」的人群，其范围程度极高，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界地带，恐怕活动长达两千年的迁徙史，反倒论证说千年冲突不一定真实存在，或者其面貌远比通俗叙述所想的复杂。 这一立场，使本书不只是一部区域史或民族史，更明显地反映出当代地缘政治论述的用意。
作者书中对于突厥人身分的定义也颇值得玩味。一方面承认语言学家的观点——共同语言是突厥人之间最明确、也是最难以否认的纽带；另外，他也援引泛突厥主义理论家优素福．芬德利进一步提醒读者，突厥人在体型、宗教、生活方式上充满了差异：传统奉信东正教、佛教乃至犹太教的突厥人，也从未改宗伊斯兰的边缘族群；早期黠匡斯人在中国史籍中被描述为「金发碧眼」，与后世读者对突厥人样貌的刻板想像大相径庭。这种强调「多样性更大统一性」的叙述策略，使全书避免了突厥人本质化、单一化的危险，也呼应了作者在结论中所说的，突厥人社群「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政治性的」社群，种族纯正云云，不过是泛突厥一厢情愿的想像。
在具体史事的处理上，本书对鄂图曼帝国的讨论泰勒，这与作者本人的专长紧密相关。他将鄂图曼史划分为崛起、繁荣、危机与调整、改革四个阶段，并着手分析了苏丹皇位传承制度、耶尼切里军团、采邑封地制度等如何共同支撑起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却又是长期的祖先的政治体。由此，关于古代突厥源流以及近中亚穆斯林社会的讨论则相对简略，这一点在原文所附、由审定者蔡伟杰撰写的导读中也有明确指出，并建议读者可进一步提及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与阿迪卜．哈利德（Adeeb） Khalid）等学者的相关著作，作为补充。具体略不均，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史学」写作的必然损失——作者在序言中便坦言，本书并非为专家学者而写，而是能让一般读者「稍加了解人类大概曾经出现过这么重要的片段」，并激发他们继续追寻下去的希望。
全书结论〈回顾突厥商队〉再次呼应了断裂的意象，并补充讨论了突厥人历史中「政治文化」这一变化幅度最大的嫁接：从匈奴式的朝贡帝国，到塞尔柱、蒙古式的二元管理帝国，再到鄂图曼式的直接民族税帝国，最终演变为现代国家。作者以去年九六年土耳其苏苏鲁克交通事故揭露的官商幕为例，说明部族式的统一政治网络在现代国家的外壳下，仍以另一种形式持续运作，陷于提醒读者：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取代谁的线性过程，而是不断混合、渗透的动态结构。这种收束方式，使全书首尾呼应，也「左右」这一比喻不仅仅停留在修辞层面，而真正让成为贯穿全书的分析工具。
整体而言，《世界史上的突厥人》以语音流畅的叙述，将蒙古高原、中亚、伊朗高原高原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追溯历史构建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其比较史学的视野与对鄂图曼帝国制度史的舆情掌握，使本书在同类通史著作中独具特色。望了解突厥诸民族历史脉络、又不熟悉相关学术文献的一般读者与文史科系学生而言，这是一部兼顾客观性与学术严谨度的入门之作；至于古代突厥源流与近现代中亚穆斯林社会等，读者或可搭配其他专着延伸阅读，以求更为完整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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