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的《历史的转向：现代史学的破与立》是一部史学史论文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电子版以开放获取的形式提供下载。作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长期研究史学史与思想史。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讲19世纪的“历史主义”，由一篇较早写成的长文构成；第二部以“历史的转向”为题，收入八篇论文，另有陆胤对作者的访谈作为附录。
作者在自序里交代了全书的线索：他关注的是两个世纪之交，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史学风尚如何变化。其间有破有立，也牵涉史学与其他学科“分分合合的故事”。他还提到，把早年的历史主义研究与后来的几篇文章并置，可以看出史学风气如何“由大写的、单数的‘历史’一变而为小写、复数的‘历史’”。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全书的提要。
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同名文章。黄进兴指出，19世纪是“历史的时代”，历史的原则和思考取代宗教与哲学，成为学术的主导。英国史家阿克顿甚至宣称：“每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们必须拥有一种可以应用到它们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不过这番自信恰好出现在社会科学即将独立的前夕。随后德国的“方法论战”、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相继而起，史学与社会科学从“结盟”走向“依附”。作者用了一个颇为刺眼的比喻，说20世纪初的史学“恍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节节败退、割地赔款”。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修辞色彩，却把当时史学的处境讲得相当清楚。
转折来自社会科学自身的动摇。作者列举了1950年代与1970年代史家被建议借用的理论清单，前后相隔不远，内容却几乎全部更换，史家因此“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当社会学界也开始怀疑本学科的可信度，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单向依赖便告一段落。作者随后写道：“危机即是转机”，并以库恩的“典范”概念、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年鉴学派的“叙事回归”为例，说明人文与社会科学普遍“重新发现历史”。这一部分论证清楚，材料密集，但我也注意到，作者对“转向”的乐观并不彻底，他提醒史家转投“语言的转向”、遁入后现代，可能只是又一场轮回。
第二部的其他文章大体沿着这条线索展开。《论“方法”及“方法论”》从梁启超、胡适谈到中国史学界对“方法”的崇拜，作者区分了“方法”与“方法论”两个层次，并直言“史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个人的学术经历相呼应：台湾1960至1980年代正逢逻辑实证论与行为科学盛行，他自己也曾视方法为治史的捷径，后来读了库恩，才改变想法。这种带着自我反省的叙述，让原本偏理论的讨论有了温度。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则回到梁启超的《新史学》，指出梁氏留下的两项影响最深：确立“史料”概念，以及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作者引傅斯年的话“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说明这套预设如何重塑了中国史学，也让它在后现代的冲击下格外紧张。《叙事式历史哲学的兴起》梳理了亨普尔的“涵盖法则”，以及怀特、丹托、葛利等人的异议，并借史东的说法，把叙事的复兴称为“既新且旧的史学”。《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为起点，说明兰克一生的未竟之业正是世界史，也引用了他那句“除了普世史，没有历史可以撰写”。《蜕变中的“思想史”》以洛夫乔伊为出发点，讨论观念史、思想史在方法上的分歧。《重识穿梭异文化空间的人物》以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主张研究跨文化人物须“知己知彼”，不能只读中文材料。最后一篇谈“宗教”概念，指出清末民初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孔教，都把基督教当作宗教的原型，由此产生“儒教不是宗教，却有明显的宗教性格”这类别扭的说法。
这本书的长处，首先在于视野。作者把西方史学思潮与中国近代史学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观察，梁启超与鲁滨孙、胡适与杜威、傅斯年与兰克，这些对照并非简单的影响研究，而是看出两地学者在相似压力下作出的相似选择。其次是立场相对克制。他对社会科学入侵史学的现象既不一味叫好，也不跟着保守史家“呼天抢地”，引述史坦纳、巴任等人的批评时，同样指出这些批评有其前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再者，文集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亲历感，使这部史学史没有变成纯粹的学说清单。
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文集由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文章汇编而成，各篇的写法与深浅并不一致。第一部是早年旧作，风格偏向教科书式的概述，与第二部的议论体例差别不小，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各篇之间有若干重复，库恩、兰克、鲁滨孙等人物反复出现，读完整本书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书中对“转向”之后的格局着墨有限，“破”写得详细，“立”的部分更多是方向性的提示，比如叙事、世界史、概念史，究竟能否形成新的共识，书里没有给出判断，这也许是诚实的，但对希望得到结论的读者会稍觉不足。另外，全书的参照系以英语、德语学界为主，对非西方学界自身的史学传统着墨不多，“全球史”一章若能多一些非西方视角，论证会更完整。
此外，阅读门槛不低。书中大量人名、学派与论战背景默认读者已有基础，注释又相当密集，没有史学史训练的读者可能需要边读边查。不过作者在自序中推荐了伊格斯与百舍的著作作为延伸阅读，也算为读者留了入口。
总的来说，《历史的转向》并不是一部给出统一理论的专著，而是一位资深史家回望半个世纪学术风向的思考记录。它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方法、理论与“新史学”的旗号都有其时代，史学真正需要守住的，是对时间与变迁的敏感。对历史专业的学生、研究者，以及关心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读者，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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