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書，讀完之後讓你覺得自己以前對歷史的理解可能是一個幻覺。毛升這本《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就是這樣的一本書。說是書評集，倒不如說是一本關於歷史學本身的書——它要討論的不僅僅是某一段歷史，而是「寫歷史」這件事本身究竟可以有多少種方式。
毛升是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學者，曾在南京大學師從高華，後赴美攻讀博士，輾轉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最後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過博士後，才落腳香港。這段橫跨大陸、美國、臺灣、香港的學術歷程，讓他成了一個罕見的「多語言者」——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更是學術語境上的。他同時熟悉大陸史學的脈絡、北美的研究範式，以及臺灣學界自成一格的問題意識。正因為這樣的位置，他才能把這十篇書評寫得這麼有意思：既不是居高臨下的批評，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介紹，而是一個身處多個學術傳統夾縫中的人，試圖為中文讀者打開幾扇通往不同歷史學風景的窗。
書的序言是理解整本書最重要的入口。毛升在那裡坦白地講述了自己怎麼走上歷史學這條路的。起因是讀了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彷彿古人雪夜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這種閱讀體驗本身，其實已經說明了一件事：歷史的寫法決定了讀者能看見什麼。正因為高華的寫法突破了官方話語的框架，才讓那個時代的一個新聞傳播學碩士生突然覺得眼界大開，並最終轉行去讀歷史學博士。
此後他在美國的學術訓練，先後接觸了「新左派」的理論取向（藍澤意導師）和更強調史料的實證傳統（林霨導師），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路數並沒有讓他選邊站，反而讓他開始思考一個更核心的問題：英文學界那些根據自身語境提出的問題，對中文讀者真的有意義嗎？「回到中文學界、用中文發表學術成果時，該如何借鑑西方的中國研究？」這個問題貫穿了整本書，也貫穿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焦慮。
收錄的十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三個方向來讀。
第一個方向，是美國東亞史研究的範式演變史。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是評柯文（Paul A. Cohen）的學術回憶錄《走過兩遍的路》。柯文是那種出道太早、長壽太久，以至於年輕一代以為他早就進了天堂的學者——他自己也拿這件事開玩笑。毛升用相當的篇幅梳理了柯文從「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再到「人類中心觀」的整個思想軌跡，清晰地呈現出北美中國研究這幾十年是怎麼走過來的。
柯文那本廣為人知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其實並不像中國學界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是為了給中國歷史學家正名，讓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毛升特別點出這一點：「柯文鼓吹『中國中心觀』，實則與中國學者的需要無關，而源自其對1950至1960年代主宰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西方中心觀』的反思。」換句話說，「中國中心觀」是北美學術生態自身演化的產物，不是為中國學者量身定制的禮物。把它拿過來作為對話西方學界的武器，本身就有一種語境錯位的諷刺。
但柯文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中國中心觀」上。他後來又意識到這個框架的局限——如果說「西方中心觀」是把西方的標準強加給中國，那「中國中心觀」有時候也不過是把「中國」這個框架強加給邊疆少數民族、海外華人，或者任何不願被納入「中國」視野的群體。於是他轉向了一種更普遍的「人類中心觀」，強調人類文化的相似性，試圖在義和團拳民和西方歷史上各種類似群體之間找到共通的人性邏輯。這一轉變，也折射了整個北美學界從文化決定論走向普遍人性論的傾向。
第二個方向，是邊緣視角的史學實踐。這是近年來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之一，毛升用了好幾篇文章來展示它的不同面貌。
評雷勤風（Christopher G. Rea）《大不敬的年代》那篇，讓我印象特別深。晚清民國的近代史在我們的印象裡，通常是一部充滿苦難的歷史：落後挨打、民族危機、救亡壓倒啟蒙。但雷勤風問了一個簡單到荒唐的問題：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沒有笑過？他們怎麼笑？笑什麼？這個切入點，把一段「痛史」徹底翻轉了。毛升引述書中的話說：「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於是笑話、玩笑、罵人、滑稽，這些長期被主流文學史忽略的邊緣材料，成了重新認識那個時代社會心態的入口。
更有意思的是，雷勤風不只是把「笑」作為一個研究對象，他還把笑話的材料範圍大大擴充了，從那些已經成名的作家（魯迅、老舍、林語堂）延伸到各種寂寂無名的笑話寫手、被遺忘的滑稽演員。這種從邊緣看邊緣的視角，本身就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示範。
同樣的邊緣視角，在劉曉原《邊疆中國》那篇文章裏，則有完全不同的展開。邊疆在傳統中國史書寫裏，一向是被中心決定的對象，是「化外之地」，是「自古以來」的附屬物。劉曉原的翻轉在於：他不是用「中國」來限定邊疆史，而是反過來用「邊疆」來重新定義「中國」是什麼。「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迫經歷了一個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從中國古代宗藩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和歸屬關係，嬗變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現代主權觀念下的領土歸屬關係」——說白了，「中國」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而是在近代歷史的特定條件下被建構出來的。這對那種「自古以來」的論述邏輯，是一次相當有力的拆解。
毛升在評論這本書時，特別批評了他所謂的「失地學派」——那種先用「自古以來」為理據、把某些土地預設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然後再來譴責列強侵略的書寫方式。這種預設結論再尋找論據的方式，說好聽是民族主義情感，說難聽則是以意識形態代替史學。
第三個方向，是對國族主義和中國中心觀的持續反省。
評巫仁恕《劫後「天堂」》那篇最讓我意外。在通常的歷史敘述框架下，淪陷時期的城市應該是滿目瘡痍、百姓悽苦——因為那是漢奸政權，怎麼可能有繁榮的消費社會？但巫仁恕通過研究汪精衛政權下的蘇州，發現茶館菜館林立，旅館煙館盛行，這個江南名城曾出現過相當程度的繁榮。這個發現讓人不舒服，但毛升提醒我們，正是這種「讓人不舒服」的歷史細節，才能幫我們擺脫簡單化的敘事，「照亮歷史的曖昧模糊之處」。國族主義視角下的歷史往往是非黑即白的，但真實的歷史從來是灰色的。
類似的反省，也出現在評傅高義（Ezra F. Vogel）中日關係史的那篇。傅高義試圖用「共同的歷史」（shared history）來重新框架中日關係——把這1500年看成一部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的交流史，而不僅僅是近代的侵略與被侵略。毛升指出，傅高義的視角能在國家間的外交行為之外，看到更微觀層面個人與群體間的交流與互動，這是任何僅依賴國族主義框架的研究都難以企及的。
評余敏玲《形塑「新人」》那篇，則引入了比較史學的方法。毛澤東時代塑造「社會主義新人」，這個議題看起來是中共的特產，但余敏玲把它放到中蘇比較的框架裏，立刻發現這不過是一個跨國現象，只是中共在接受蘇聯影響的同時，也加入了不少自身的創造。更有趣的是，她的研究展示了極權政府在形塑社會時面臨的那個悖論：「因為缺乏社會足夠的支持，只能依靠強力來維持統治，形成一個所謂『強大的弱政府』（strong weak state）」——看起來無所不能的操控，骨子裡是深刻的脆弱。
讀完這本書，我覺得毛升想說的，其實不只是歷史的寫法可以多元，也是在說：所有的寫法背後都有一個「局外人」和「局內人」的問題。
他在評柯文那篇文章的結尾，引述了柯文晚年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局外人視角固然有偏見，但正因為是局外人，才能「陌生化」那些局內人視若當然的東西，發現它背後隱藏的建構過程。就像柯文能發現「臥薪嘗膽」這個故事在二十世紀如何被各方根據現實需要反覆改寫，而身處其中的中國人卻因為太熟悉這個故事，反而看不見這個改寫本身。
這讓我想到了這本書本身的定位。毛升作為一個在大陸長大、在美國受訓、在臺灣研究、在香港任教的學者，他既是中文學界的「局內人」，又是英文學界意義上的「局外人」，反過來也是。這種身份的曖昧，正是他能把這十篇書評寫得如此有深度的原因——他不站在任何一個單一的學術傳統內部向外看，而是處於多個傳統的交叉點，嘗試同時看見幾面牆。
「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幫助讀者以新的眼光審視過去。歷史的寫法有新舊，沒有優劣。」——書的序言最後這樣寫道。這話說得像廢話，但讀完整本書再回頭看，才發現這句話其實很難。真正能做到不固執於某種「唯一正確」的寫法、願意在多種視角之間流動的歷史學家，其實少之又少。 毛升自己當然也沒有完全做到，沒有人能完全做到。但他至少在這本書裏，誠實地展示了那些不同的可能。
書的致謝裏有一段話讓我讀了忍俊不禁。他說這本書的「另一個書名不妨叫做《放下飯碗集》，表明本人花了很多時間寫這類無益個人前程的文章，自律不夠，由着性子，破罐子破摔」——因為在當今學術評核制度下，書評不算正式成果，寫再多也不能升等、不能找到好工作。他的兩個女兒常常滿屋子找爸爸，邊哭邊喊「我要讀書！我要讀書！」，只因為爸爸總把自己鎖在房間裏碼字。
一個學者，在不算成果的書評上花了這麼多時間，心甘情願，「由着性子」——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歷史學的態度：不是為了積累學術資本，而是因為真的覺得歷史的寫法是一件值得認真對待的事情。
這種態度，大概才是這本書最值得一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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