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边利夫是日本的发展经济学家,长期研究亚洲经济,曾任筑波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教授与拓殖大学校长,著有获吉野作造奖的《成长的亚洲,停滞的亚洲》等书。他的《後藤新平:將現代政府帶來臺灣,並在臺灣展現長才的政治家》(遠足文化廣場出版,2026年,李彦桦译,吴密察导读),写的是1898年至1906年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八年。彼时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后藤是实际操盘政务的二号人物。全书九章,从鸦片渐禁政策写起,依次铺陈旧惯调查、儿玉与后藤体制的启动、后藤的国家卫生原理、英国工程师巴尔顿主持的卫生工程、开发资金的筹措、纵贯铁路的修筑,中间插入挫折的厦门出兵,末章「残照」写他离开台湾后出任满铁首任总裁的余晖。叙事的起点其实更早:1896年,后藤以总督府卫生顾问的身份初次渡台,视察鸦片祸害并提出渐禁方略,从此与台湾结缘。一句话概括:这是一部以后藤在台湾的施政为轴心的人物传记,也是理解日本殖民统治第一个十年如何运作的一把钥匙。
后藤早年从事的是医学,做过卫生行政官员,因检疫工作受儿玉赏识而重返政坛。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底色,是常挂在嘴边的「生物学原理」:生物各有其存在的样态,施政不可违逆其势,日本的规矩法令不能整套硬搬到台湾,而应保存旧惯、因势利导。同一原理也体现在旧惯调查上:后藤设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摸清汉人社会的土地、租佃与家族惯习,主张「旧惯即为台湾民法」,先摸清社会实态,再谈立法。鸦片渐禁政策则是这一原理最具体的落地。1896年视察台湾之后,后藤在意见书中写道:「人类之嗜好难以根除,然而或可促使其改变依赖对象,此策略应极具探讨价值。」他观察到台北街头几乎找不到烟酒店,由此推断岛民的嗜好集中于鸦片,于是主张发给执照、逐步抬高鸦片价格,同时让岛内烟酒免税,引导瘾者转向危害较小的依赖。这段引文见功力:它不是道德谴责,而是一位医生出身的官员对成瘾机制的冷静计算。当然也须指出,渐禁使总督府借鸦片专卖获取了巨额收入,成为开发建设的财源之一,仁政与敛财在这套设计里从来不相矛盾。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渡边写得最出彩的是开发的筹资与执行。土地调查派出年轻官员中村是公等人踏遍全岛,厘清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建立起征税的基础;日本本土财政窘迫、无力拨款,便以事业公债筹资;纵贯铁路在「速成延长主义」下抢通,基隆筑港随之展开。书中专节以「贫穷陷阱」的框架解读这段起飞,作者的专业本色尽显。卫生工程一章则近乎替巴尔顿立传:这位苏格兰工程师受后藤礼聘来台,为台北设计上下水道,1899年8月病逝于台北,由日本弟子滨野弥四郎接续其志——现代化机器的背后,是具体的人命与师承。另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是儿玉与后藤的关系:后藤的舞台、权限乃至政治生命,都来自儿玉的撑腰与放手。他晚年自陈:「我的人生,一直在儿玉这个巨魁的手掌心里。」这句话道尽两人的主从:后藤是能吏,却始终是体制之内的能吏。厦门出兵的挫败、儿玉晚年的无奈,也都从这层关系里长出来。这一自白比任何颂词都更能帮助读者掂量后藤的历史位置。
叙事节奏上,前七章是建设的上升线,第八章厦门出兵陡然写挫败,第九章转入满铁的残照,张弛有致,不是一味的颂歌。写法上,作者在序言中坦承,他尽可能依据第一手原始文献,但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仅凭史料难以清晰还原,「因此往往加入自己的想像力,采用对话的形式加以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可以视为一种非虚构小说」。这种自白值得肯定:它让场景与对白活了起来,竹越与三郎摊开土地调查测量图时的震惊、巴尔顿病逝于台北的段落,都读得人不能释卷。但读者也须留一份清醒:凡是引号里的对话,多经作者重构,不宜直接当作史料征引。与之相关的是作者的评价立场。渡边对后藤的现代化功绩基本持肯定态度,后记更以台湾与朝鲜对日观感的鲜明反差立论,认为日本统治为台湾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岛的社会整合。这类判断自有其材料依据,却明显带着日本学者的视角,殖民统治的压制面相在书中相对淡化。好在中文版有吴密察的导读置于卷首,梳理了战后从全面否定到重新评价后藤的学术脉络,恰可与正文对照着读。
这本书的长处在于把「人」与「制度」同时写活:既能看见后藤个人的性格、算计与局限,也能看清鸦片专卖、土地调查、公债与铁路如何环环相扣,拼出一台现代政府的机器。它适合对台湾史、日本近现代史感兴趣的读者,也适合关心发展议题的人:一个贫穷、瘴疠、秩序涣散的社会,如何被纳入税收与建设的轨道,其中的经验与代价,至今仍有回声。与鹤见祐辅的大部头《后藤新平传》、杨碧川的《后藤新平传: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相比,本书只取台湾八年,篇幅适中,又以经济与制度见长,是三者中最易读、也最便于把握施政全局的一种。初次接触这段历史的读者若先读导读、再读正文,收获会更完整。
後藤新平:將現代政府帶來臺灣,並在臺灣展現長才的政治家epub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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