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般人而战》:当效率不再需要大多数人

為一般人而戰:破解美國大失業潮真相,以人為本,讓全民擁有基本收入才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杨安泽(Andrew Yang) 译者:林添贵

一位创业者写给”正常人”的报告

杨安泽写作此书时的身份,还不是后来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而是非营利组织”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的创办人。这层背景决定了全书的写法:它既非学术专著,也非纯粹的政治宣言,而是一位长期往返于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等衰退城市与东西两岸科技圈之间的创业者,把亲眼所见的数据与面孔拼成一张图,再交到读者手上。书名中的三个层次——诊断、价值立场、政策解方——大致对应全书的结构。

诊断:不只是失业率,而是”劳工大汰换”

书的前半部处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杨安泽把当前由人工智能、机器人与软件驱动的失业命名为”劳工大汰换”(The Great Displacement)。他铺陈的数据相当密集:2000 年以来美国流失约 500 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逾八成源自自动化而非贸易;劳动参与率仅 62.9%,9500 万名工作年龄人口不在劳动力市场;全美 350 万名卡车司机所属的行业,在 29 个州是最常见的职业。他还反复提醒,失业率本身是失真的指标,因为放弃求职者不再被计入,2017 年 5 月的 U-6 失业率为 8.4%,几乎是官方数字 4.2% 的两倍。

这批数据的真正目标,是驳倒那种”技术消灭旧工作、总会创造更多新工作”的乐观论。作者的回应是把问题重新定义:”真正的考验是:是否有数百万个新工作在靠近受雇者目前居住的地方,提供给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中年人?”这个提问是全书最锋利之处。它把辩论从”工作总量”拉到”工作与人的匹配”,而后者恰恰是劳动经济学中摩擦力最大、政策最难着力的一环。书中援引密歇根州”不遗漏工作者”计划与联邦”贸易调整援助”的评估结果,说明大规模再培训的实际效果远逊于想象——这段论证相当克制,也让后续”必须另寻出路”的结论不至于显得跳跃。

后果:从个人崩塌到社区解体

第二部分转向社会后果,是全书最沉重、也最具说服力的段落。杨安泽以俄亥俄州扬斯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新泽西州卡姆登市三个后工业城市为样本,描绘就业消失之后的连锁反应:人口外流、房屋废弃、公共治理腐化、犯罪与家庭暴力上升。扬斯敦州立大学教授约翰·拉索的话被放在关键位置:”扬斯敦的故事就是美国的故事,因为它显示当工作消失时,一个地方的文化凝聚力就会被摧毁。文化崩溃比经济崩溃更重要。”

个人的崩塌同样被量化。书中介绍了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关于中年白人死亡率异常上升的研究,以及阿片类药物泛滥、残疾救济人数攀升至近 900 万人、每年约 1430 亿美元支出的现象。作者据此提出的判断是,现行残疾救济已实质上成为”全美的失业保险金”,既非制度设计初衷,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第九章”泡沫人生”中,他把矛头转向精英阶层的自我证成:”绩效挂帅的精英逻辑正导致我们走向毁灭”,并写下那句贯穿全书的话——”我们不仅仅是工资条上的数字”。

处方:自由红利与人本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提出解方,核心是全民基本收入,作者称之为”自由红利”:每位 18 至 64 岁的美国成年人每年领取 12000 美元,随通胀调整,并取代大部分现有福利计划。财源主要来自增值税——他以欧洲平均 20% 的税率折半计算,并指出唯有年消费超过 12 万美元者才会净付出。书中引用罗斯福研究所的估计,认为此举可使经济永久增长约 12.6% 至 13.1%,于 2025 年前创造约 2.5 万亿美元经济价值,并增加 450 万至 470 万名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没有停留在道德呼吁。他逐一梳理了美国 1968 至 1975 年的负所得税实验、加拿大多芬镇的”Mincome”计划、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以及肯尼亚、芬兰等地的现金转移试验,用以回应”人们会因此不工作”与”钱会被乱花”两项常见质疑。他的反驳借用了荷兰学者鲁特格·布雷格曼的说法:”贫穷不是缺乏品格,而是缺乏现金。”从实证角度看,这些案例的样本规模与持续时间都有限,作者对其正面结果的引用也偏于乐观,但整体而言,他确实把讨论拉回了可检证的层次,而非停留在价值宣示。

自由红利之外,书中还提出数字社交积分(由既有的”时间银行”扩充而来)、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三项原则——”人类比金钱更重要;经济单位是每个人、不是每一美元;市场存在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以及用中位数收入、童年成功率、绝望指数等指标补充甚至取代 GDP。医疗与教育两章则主张单一支付者制度、医师固定薪酬制,以及降低对大学学位的过度依赖。这些构想的完整度参差不齐:医疗与职训的改革相对务实,数字社交积分则更像一个尚未验证的思想实验。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视角的稀缺性。作者既熟悉科技与创投的运作逻辑,又长期接触被这套逻辑甩出劳动市场的人,这使他能在不否定市场的前提下批评市场。他把托马斯·潘恩、马丁·路德·金、尼克松、弗里德曼、奥巴马、马斯克等人对某种形式保证收入的言论并列,也有意识地避开左右光谱的简化归类。书中引用弗里德曼参观中国工地后”那为什么要发给他们铲子”的著名诘问,随后补上一句:”时间只朝一个方向流动,只要好处能够共享,进步就是好事。”这种处理方式,是本书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局限同样清楚。首先是样本的美国中心性:全书几乎所有的制度设计与财政测算都以美国为前提,对其他经济体仅有原则性的延伸,中文版自序中也承认分析”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未展开。其次是可行性被乐观化:12000 美元乘以 2 亿成年人,扣除福利整并后的净增成本仍以万亿美元计,作者虽以联邦预算与经济规模作对照,却较少讨论国会政治、州层级差异与增值税的累退性质。第三是部分数据与时间表已显得过时——书中预期自动驾驶卡车在 2020 年前后大规模上路、Uber 半数载客在 2022 年由自动驾驶车完成,实际进度明显滞后;对伊朗现金转移金额的描述也与其他公开资料存在出入。最后,作者身为候选人的立场使部分章节带有竞选纲领色彩,譬如建议对企业罚款与纾困金额课以首席执行官刑期的”反对市场滥用公共保护法”,其国家权力边界的争议在书中并未被充分处理。

结语:值得读,但不当作答案读

《为一般人而战》最持久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自由红利这个具体方案能否通过,而在于它迫使读者承认一件事:当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使”雇用人”从必要变成可选,我们用以组织社会的那一套默认假设——工作换取收入、收入换取尊严——需要被重新书写。杨安泽引用俾斯麦的话作结前的提醒:”如果将要发生革命,那么我们宁可去推动它、不要去忍受它。”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份关于后果的早期预警与一套可争辩的选项,而非可以直接移植的答案。把它当成一场严肃辩论的开场,会比当成结论更接近作者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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